程老师在窝棚里 、发表人: 张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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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听到程老师去世的消息,赶到医院,在停尸房最后一次见到老师,心里更难受了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,人已经皮包骨了。

程老师的全名是程虎宇,有时候文章署名是程宇,而教研室的老人干脆叫他小虎。

老师出身黑瘦,学习苦。三大理论系的老师很容易得过且过。给报刊杂志投稿,从现成的报刊杂志上剪下来,一段一段,中间加几个字。这种东西甚至可以发出去。然而,程先生没有。他要坐在档案室里,他要自己找出所有的资料。他冬天冻死,夏天头晕。他的第一部专著《义和团文学注释与研究》,其中义和团的揭牌、彝语、昙语都是他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一点一点拼出的。

我认识程先生,但有点意外。80年代中期来人大读研,本来是和原单位人吵架的结果。稀里糊涂入学后,看了一些内部资料,对比了一些老师照本宣科的教学,让我失望,失望到骨子里。于是,我去了天下看武侠,翘了大部分课。因为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了,想走都没有机会。有一天,我起床走进教室,发现一个又矮又黑又瘦的老师走了进来。他坐下开始说话,让我当场震惊。其实党史系有老师讲课这么好?!

从此我想起了这个老师。第一次去老师家门口,发现老师住的地方真的是蜗居。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,活了三代。老师的卧室里有一张桌子。阅读和写作都在这张桌子上。如果有客人来了,即使是外国学者也会被放在他通常坐的破椅子上,自己坐在床上。房子里所有的空间,包括床边,都堆满了书和材料。很奇怪。只要需要,程灿先生就会准确地找到他想要的书籍和资料。就这样,我和程老师说话了,一个在椅子上,一个在床上。聊天的时候,他会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盘咸菜和一瓶啤酒,他们会喝一杯,然后聊聊天。更让我觉得惊艳的是,在这样一个堆满书籍的密室里,竟然还有不少古董和字画,有些简直就是稀世珍宝。当然,只有重视他的人才能享受这份祝福。程老师说这些都是他单身的时候买的,不值什么。

程老师出生在一个徽商家庭。在徽州,程是最受欢迎的。徽商都是儒商,读书、玩古玩、欣赏字画都是看家本领。但是,1949年以后,接受的教育发生了一点变化。虽然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,但生来条件不好,只好夹着尾巴过日子。没有资格做党史研究,只能做边缘政治思想史。相反,它帮助了程先生,他是唯一一个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人。然而,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,他才被评为副教授,并有资格参加研究生课程。但是那些混剪刀的教授可以告诉程老师怎么做。

遇到程老师后,我结束了围棋生涯,开始学习。每天在图书馆泡到关门,中午拿一条面包充饥。于是,一年半之后,我写了一篇论文,成为我第一本书《火星人治国之梦》的基础。没想到在答辩时,有老师声称因为我不是写党史,所以想通过。我当时很生气。我的同学,两个星期就出了卷子,可以顺利通过考试,但是我辛辛苦苦出的卷子就要被枪毙了。后来,枪击事件没有发生。后来程老师告诉我,他出面协调,说这篇论文是他们教研室想做的课题,交给了。

毕业后,我和程老师合作,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乡土的论文。当年程老师的《晚清地方意识》一书出版,在洛阳真的很贵,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后来,我成了他的博士生。

程先生一直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镇。但在人民大学,无论是党史系,还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学院,都没有他应有的地位。这涉及到我们程门的弟子,经常会遇到其他大牌弟子的白眼。每次出现这种情况,程老师都会笑着说:“不要和他们计较。水还没出来,路还很长。”。自从上了大学,程先生就习惯了夹着尾巴做人。他早就习惯了。他无可争辩,愤怒,听天由命。

记得我读博士的时候,他突然对我说,以后,你就是另一个我了。可惜现在的我,其实已经离开了学术界,一个人奋斗了。在学术界折腾了几年,最后也没有变成另一个程虎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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